高校中，科研重要还是教学重要？川大讲师周鼎的“自白书”在网上发布后，再度引起人们对这个经典话题的热烈讨论。
澎湃新闻记者把这个问题抛给了国内外众多高校“青椒”（青年教师）们，诸位学界中人立马展现了强大的思辨能力，全方位、多立场地剖析这一问题，对同行周鼎的选择也并非清一色力挺。
有的“青椒”对这个问题本身产生怀疑。华东师范大学老师J说：“我认为就大学教育来说，科研应该是基础性的，有深入的研究才能谈得上讲学……完全不做研究在大学里是不能容忍的。只会讲课的老师没资格被称为教授。对我自己来说，没感觉研究和教学是矛盾的。为什么会为这个问题这么纠结？”
也有人认为“科研重要还是教学重要”这样的表述多少已经偏离了周老师“自白书”指向的问题所在。浙江大学青年教师F说，“轻教学”从未换来真正意义上的“重科研”，所谓的科研早已被简化为一系列抽象的数字符号，只不过，教学连被量化的资格都没有。“尽管整个世界似乎都醉心于量化的生活，大学却必须牢记自己的任务是使自己的毕业生成为高质量的人。” 早在上世纪初美国学者欧文·白璧德就曾提出警告。如果今天中国的青年教师依然希望追随这种人文教育理想的话，也只能坦然接受像白璧德那样被时代边缘化的结局。

“对于有教育情怀的人来说，还是教学重要”

在澎湃新闻记者咨询的“青椒”中，有不少同情周老师，认为对于有教育情怀的人来说，还是教学重要。
内地某高校青年教师W说，“高校毕竟不同于专门的研究机构，老师的第一任务应该是教好学生，所以任何时候，都应该是教学更重要。另外，科研也需要兴趣和天分，要求每个老师都成为科研专家，也是不现实的。”
有的老师吐起苦水，黑龙江某大学一位英语(课程)专业教师说，“教学还是科研，我痛苦了很久，也许还会一直痛苦下去，重教学，没人知道，没有资本，职称永远在最后，随时面临被解聘。曾经无数次下定决心搞科研，放弃教学，放弃学生，保住自己，又无数次觉得自己的想法太恶心，过不了自己，因为是真心喜欢教学工作。”
对于很多一般院校，有些教师认为，教学更重要，某工程学院一名老师说，“在我们学校（两者）都重要，但是由于是基础学科，科研实力比较一般，牛文也弄不了，所以教学更重要，领导天天抓，学生无所谓。最后教学重要异化为教学竞赛最重要，集全单位之力搞教学竞赛。”
天津某学院青年教师M也说，“几十年后，大家再回头看现在，教授很多，教师很少，严重点，估计还要背上误国误民的骂名。 古人说，有状元学生，没有状元老师。当下，学校里老师个个争当状元，以后的学生状元就少了，长此以往，就成了一蟹不如一蟹了。”
确实，碰到好老师是学生的福气。贵州某高校D老师说，“科研和教学其实不分伯仲，学校应该均衡对待，不应该只看科研成果，何况现在所谓的科研只有数量没有质量。讲课好的老师当然更受学生欢迎，我本人也是川大毕业的，记得当年教有机化学的马赞祥老师，上课超牛，但是一直是副教授，只出了一本书，不过我们所有同学对这个老师印象最深，当年的笔记我一直保存着。”

重科研轻教学，世界都一样？

上海某高校青年教师Z说，“我觉得他其实是挺清醒的，不是纯粹的情怀党。这些抱怨，最终是没有用的，根本的问题也不是在评估中教学更重要还是研究更重要，最重要的是：究竟谁有资格判定一个学者有学问？是一天研究都没做过的部门官僚还是学者自己？至于教学和研究之间的平衡，其实有很多技巧，要看个人的学养和圆滑程度。他的故事里有很多青椒的影子，比如女儿出生的那天，我也在上课，但是我们不必也不该用这些情怀去打动人，因为每个行业都有特别的难处，只是这些难处是否得到应有的理解和回报。
“他懂得这些困境不是一个学校一个领导的问题，不过退一步说，国际来看，主流的高教模式也是看重论文，中国大学不过是国际潮流的后起学步者而已。我想这也是那么多大学校长很上心去推这一套的原因：与国际接轨嘛。甚至人文学科衰落萎缩这一点，也算是经济危机之后的全球趋势，身处这样的时代也无可抱怨。可是再萎靡不振，一个正常的大学应当在学术评判上也体现出专业精神。简单地说，各种科研处，规划处之类的行政部门，应当是学术委员会的附属机构，而非自己掌握生杀予夺的大权。权力关系不理顺，尊严与待遇都是鸡同鸭讲。”
中国大学在这方面真的是“国际潮流的后起学步者而已”吗？美国东海岸某高校青年教师L证实，“教学质量和科研质量的平衡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事情。美国也没有很好的办法。单单教学质量评价本身已经是很复杂的事情。学生欢迎的老师未必是好老师。内容、难度、学生质量、打分高低等都影响受欢迎程度。那么谁来评，如何设定权重，这都是很难决定的事情。即便在不强调科研的中小学，也常常是由同行评议（公开课）的方式评价教师水平的。”
香港中文大学某青年教师也指出，香港情况相似。“重科研轻教学，重文章轻学堂，在世界各国比较‘发达’的地区都一样，只是程度不同。所谓‘发达’是指以各种SCI即引用索引来衡量出版物，比如汤普森公司的SSCI。孰不知这些公司并非大学，它们的产品并不是为学生为公众设计的，而是最终服务于股东和掌握权力的大学官僚。”
留美归来在上海某高校任教的青年教师L很有发言权：“首先，重科研、轻教学的问题并非中国大学系统特有之怪现状，而是美国大学模式在全世界范围内扩张的后果。并且，随着高等教育的平民化，传统身传言教、细读经典、启发+辩论的精英式教学理想也必然会衰落。这意味着，大学已不单纯是人文理想的象牙塔或人类精神的传承之所，也是创造科技生产力、为现代国家生产治理话语与控制社会的知识的场所。在这种背景下，重科研、轻教学也是必然的结果，我们不能用传统观念单纯地惋惜和批判。
“但是，即使在美国，仍然保有很多所谓的文理学院，没有研究生项目，专注于本科生教学。文理学院的老师也有相当的科研要求，但教学也是重要的考核标准。在不久的将来，在世界其他地区也许会出现不同于大学的专门教育机构，也未可知。
“而中国的问题恰在于，从90年代末开始的高等教育之高歌猛进中，大学的功能和定位不是分化而是趋同，所有大学都按照综合性大学的模式来办，都注重生产力指标，都争当政府的智库，都谋求在国家控制的巨额研究经费中分一杯羹，唯恐落后于人。如此，专注于教学的大学或教育机构注定是没有生存空间的。认真教学的老师也注定是活不下去的。这才是可悲之处。”

体制之弊与解决之道

有人提出，出现这种两难实为现行科研制度之弊。中央民族大学青年教师X说，“如果允许讲一点不那么温和的话，我想说：现行的科研体制逼出了太多的垃圾论文，重复建设，质量极低，问题意识和方法论都很欠缺，大而无当的题目、八股式结构和不痛不痒的分析建议，完全没有营养。这类论文充斥着数据库，而现在的学生们又越来越依赖于数据库搜索关键词的方式来做学问，缺乏系统的阅读和基本的学术素养的训练，很多好苗子都被垃圾论文给教坏了，让人很痛心。要把制造垃圾论文的体制跟真正的科研体制区分开来。”
同时，也有老师认为，人皆有所长所短，不能一概而论。西安一高校教师说，“学校最好的状态是给不同的人都有发展空间，不能求全责备。待遇上差距别那么大就可以了。科研学术很重要。不过，世界上并没有那么多论文需要发表。也没有那么多创新性的东西要做。绝大多数人的学术科研成果都会成为真正学术科技发展的背景噪声。真正创新性的工作，只属于极少数人。大学的一个重要职能是传承知识，这个是学术上难有真正成就的人可以投入更多精力的事情。”
上海外国语大学青年教师L也这么看，她说：“时间精力有限，大多数老师都在费尽心力玩平衡木，这就需要学校优化考核机制，在教学时间和科研考核标准上作合理调整。我认为研究型高校还是需要科研人才，降低课程教学量也是可取的。对于擅长上课且课程量较大的老师可降低科研考核要求。说白了可以根据不同人才类型实行双轨制考核。”
前述香港中文大学青年教师则认为，解决办法之一是促进校内民主，让普通老师和学生有更多发言权。“这方面，香港的大学比内地相对好一些。针对只看科研忽视教学的‘发展主义’政策，已有过多次反弹。结果是不少院系对老师进行分流，设立不受科研考核的教师，从比较年轻的instructor到资深的professor of practice。有的喜爱教学的老师自愿选择走这条事业路线，放弃科研，因为可以专心教学。也有学校设立专门的professor of research，即不用教学只做科研。具体到不同学科，不同老师，乃至同一位老师的不同发展阶段，具体怎么办，不能划一而论。还是促进校园内部民主最实在。不能只跟在西方学术范式后面，东施效颦。毕竟西方大学里的矛盾也没这么严重。”
最后，上海高校青年教师fwb总结了这个话题难处何在：
“这是个老生常谈的热点话题了，谈来谈去能起多少作用不保证。但我个人觉得，每个对这个问题有看法的人都说出话来，而不只是犬儒地被动低头钻各种空子——我的观察是，高校教师群体已然出现这种现象——那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就有帮助。
“中国大学基本是被行政管理机构自上而下秋风扫落叶一般大一统管理的，各个学校的特色不清晰。但我们心心向往的西方学校可不是这样的。比如‘美国教授也有研究、基金、发文章压力’，那请问，在美国以研究为主的大规模综合性大学（University）与以教育（学）为主的小规模文理学院（Liberal Arts College）是一样要求的吗？仅在一所大学，比如芝加哥大学里，经济科系和理工科系是一样要求的吗？如果不一样，原因在哪里？如何借鉴？教育一定没有学术含量吗？即，教学只具备传播功能而不具备学术生产力吗？不同专业的教育有什么不一样？研究一定比教学高吗？不同专业里教学与研究的关系是一样的吗？
“我认为，要分类（学校及专业）对待教学与研究的关系。
“自上而下的粗暴数量化行政管理，只能靠发展学术共同体来改变，但如何避免学术共同体出现党同伐异的现象，也要另谈（有时我会想，学术上的党同伐异，不正是一个学校或专业形成特色的必经过程吗）。学术共同体的评价如何进入学校各种考评系统，这又是一个艰难的话题。
“太多艰难话题之下，哪些是可以立竿见影做出改变的呢？”

“这就是生活”

上海某高校教师C则对周鼎提出严厉批评，“这就是生活”！他的话振聋发聩：
“先说几句吧。这个周老师是否能力有问题啊？为了上好中华文化课至少准备了三年，三年的准备都可以写出一篇博士论文了。老子也要上课，有时一周十五个课时，隔三差五还要和老婆吵个架，弄个通宵什么的，为啥老子就能三年还写个几十万字呢？
“问题的另一方面是，这个周老师走得真不是时候。教育部已经推出改革高校上课制度重拳。落实到上海，就是如果你能上好课，在教学竞赛中获得名次靠前的一等奖，就能获得五一劳动奖章。还有机会获得国家级的五一劳动奖章。可见这个措施是全国性的。多少名教授著作等身，也不能有这个奖。你深受学生爱戴的周老师机会来了，走什么走啊！这个时候走，难道真是喝醉了？还是某种意义上的急流勇退？免得暴露在自以为豪的教学上的实力？
“这个周老师不仅能力不足，而且品质也有问题。试看你和学校签订的劳动合同，你的岗位职责是什么？教学科研岗。如果只有教学，那你只完成了一半的任务。至于这个任务牵扯了你多少精力和时间以至于你不能科研了，那只是你的事，何必拉上学校呢？这个道理谁都懂。自损规则还振振有词，令人大冬天一头汗。
“另外奉劝周老师们一句，学生当中多的是白眼狼。你以为真会有学生为你挂掉别的课？四年之后他们都走了，而你还在学校。在这个意义上教学是公家田科研是自留地这种说法有他道理。现在我不是骂你，而是骂学生。
“我依然记得华东师大的杨国荣老师为了不缺席课程教学，没有出席李泽厚在本校举办的学术研讨会。李先生还是杨老师邀请来的。你周某人吐槽之前先想想你比得上杨老师吗？
“八年半了。毕业八年半为何写不出晋升职称的论文？难道论文真的不讲质量只讲数量？数量是需要的，但没有质量的论文就能发表吗？中国的论文并没有糟糕到令人不堪的境地。周老师你这么说叫我们这些也要上课也要写论文也要看书也在产房里待过几夜的同行如何承受？您还是喝多了吧？我原谅你。
“我不想教育你周老师，这就是生活。日日难过日日过。你还估计娶了一个有传统美德的老婆，家务啥的能顶半边天。要是你老婆也是一个所谓的现代女性，看来你还要上民政局，说，老子不干了。”
（来源：2014-12-26 腾讯-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