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高等教育的诸多问题，目前仍是争论多、实施少。回想在几年前讨论扩大规模、收费体制、经费渠道、评估排序之类的问题，分歧更大争论更激烈。但是从今天看来，分歧与争论的减弱程度之小，倒不如几年前迈出冒风险的第一步，或许今天的局面就大不一样，好多事情就轰轰烈烈地做起来了，要争论也已改换题目了。以下涉及的10件事情，凡是从事和关注高等教育事业的政府官员、大学管理人员及教师、大学生及家长、社会各界人士都会有所体会。古语说"行成于思"，如果领导思路不清，或者说没有通过立项研究、专家咨询等方式去理清思路，高等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今后仍将是问题。在一次有关高校的领导干部会上，针对"将什么样的高等教育带入21世纪"的说法，有人编了一句俏皮话"首先要解决将什么样的国家教委带入21世纪"，事实上这并不是笑话。

徒劳无功的收费并轨-大学怎样收学费

1994年高等教育主管部门抓的一件大事是"收费并轨"，即是将前已存在的按是否为国家计划录取的两种学费收取标准合并。全国所有高校分批实施，历时4年宣告完成，从此不再有"自费生"一说。此事之徒劳无功是众所周知的。在理论上，设置多种收费标准的实质是将考分与学费结合，是提高招生录取质量的有效调节手段。而所谓国家招生计划的主要涵义可理解为每年度城市人口增额计划（这只是可能的，因为无法预测实际招收学生中城市户口的比例）与国家干部的增额计划，这两项已愈益淡化。在实际上，多重收费标准从来就未停止：定向学生一直有；其它降分加钱的录取不断花样翻新，如收取捐资办学费、设置民办二级学院等。尽管每年由物价、计划、教育等部门联合发文核定收费标准，又划定一些热门专业允许学费上调，仍没有涵盖实际操作中的各种情况，这"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游戏规则不是自寻烦恼吗？可见并轨既无必要又不可能。为什么要并轨？为什么不可以有多轨？某大学一位领导说：每年招生时总有老家的亲戚来托门子，有低于分数线的考生要读书，看能买得到（入学资格）吗？要多少钱才能买到？老百姓就如此深知"分不够，钱来凑"的道理在哪儿都行得通。这里需要科学决策来解决与规范的是"大学怎样收学费"这样一个办学的基本问题，绝不可以依据一、两个人给领导写信诉说交不起学费就下令压低学费。首先应公布各类大学生的培养成本，该成本的某一百分比范围便是学费的依据，这是国家对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所应负担的培养成本的规定，一贯名不副实的"定向生"明令取消。一个具体的学生可能交不起学费及交不起的程度如何界定是另外的一类问题。各校根据自身条件确定不同专业、不同考分段的收费标准及相应的奖学金办法。奖学金的起点要低，凡能正常毕业并获得学位的学生均可享受，对特别优秀、进步幅度大的学生奖励额度要高得多。对于学生而言，交费多少的差别有可能通过奖学金的多少有无来冲抵。一个考分低学费高但勤奋努力的学生有4年时间、足够的机会去获取奖学金，最终使学费与奖学金之差低于一个考分高但表现平平学生的学费。

至今不明了的经费渠道-制定高等教育国家拨款办法

这与前一问题密切相关。支撑一所大学运行的经费主体是国家拨款与收取学费，不可不明明白白。相沿已久的办法是按国家招生计划的学生数拨款，但前已述及，国家招生计划的原有涵义已经愈益淡化。另一方面，始于1999年的"大扩招"来得太突然，国家计划、财政部门无以应对因而留下一段拨款空白。国拨经费来源不清也是目前学费标准难以控制的原因之一。国拨经费是国家对高等学校投入的主体（经批准的民办大学也可以获取少量经费），应当以法令形式固定。法令应规定该项拨款的额度、发放标准、申请方式及管理机构（如有人建议的设立国家高等教育基金会）。
在收费与拨款问题解决的前提下，今后可由学校根据已有教学资源与可能得到的财源自主确定年度招生计划，报地方教育部门审定。教育部门的责任是综合考虑国民经济需要与各校计划，在有矛盾时进行协调平衡。需要说明的是尽管目前由政府制定招生计划，但它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计划已不可同日而语，现行计划的分解、变更已是非常灵活，执行结果与计划方案差别很大。

大学合并与建立大学园区-哪个更重要

大学合并一波接一波，声势很大。其主要动因，一是大学规模小在国际竞争中难以形成名牌大学，人多则成果多，因此合并的办法见效最快。以SCI（科学引文索引）统计为例，中国大学的名次很低，甚至与台湾地区的大学有很大差距，1996年大陆排前三名的大学SCI论文数之和仅等于台湾大学一校。第二个动因是通过合并解决中国大学学科综合性差的问题。想法当然很好，但不可不考虑到若干所学校的实质性合并操作难度大，要经过较长时间进行整合（学科及成员的整合，设备校舍场地的整合，乃至校风的整合），需要额外的基础设施投入，也难免造成损失。为了应对第一个动因，可选择极少数几所条件合适的学校，经过论证合并的有利条件确实利远大于弊（例如校区地理位置毗邻、学科互补性好、已有较高学术地位、较易发展成世界著名大学），重点扶持进行合并。至于第二个动因的解决，绝不是只有合并一途。在政策鼓励、市场需求、当今科学技术发展潮流的推动下，很多学校早几年即已有意识地向综合化方向发展并卓有成效，比之于几所学校就地合并长期整合哪个可以较短时间达成目标？恐怕是各有千秋，不能一概而论。建立大学园区也许是不仅能解决大学综合化而且能解决更大范围问题的好办法，例如后勤服务的社会化，缓解城市旧城区拥挤，优化学校周边环境等。此事倒是非由政府主持而无以解决。

建立注册制度以确定大学与大学生的身份

暑假期间某日《中国青年报》载：民办大学学生抱怨遭受歧视，因为火车票的半价优惠他们不能享受。并且又站出几位民办大学的领导说，政策上讲民办、公办一视同仁，怎么又不是这样？其实，内行人很明白，这是一个偷换概念、鱼目混珠的问题。政策里的民办大学是指经过批准的有学历资格的普通高等学校。至于你找什么部门批准或没有什么人批准而挂出的"大学"招牌，怎么就能自称大学、自称大学生呢？于今在一些大学较集中的地区，街头巷尾可见到许多各种学院的招牌，都自称为大学，发给国家承认的文凭。"国家承认"是什么意思？不违法、不侵权的东西国家怎么会不承认？何况还要看真才实学。很多人对此一头雾水自愿上钩，由此引发纠纷甚至上当受骗。当然，撇开正名的问题不说，此类学校若具备一定的条件并遵纪守法，可能教给学员各种技能，因而也是社会所需要的学校。问题是国家要有规范管理，可建立注册制度，确定大学与大学生的身份，颁给注册标志、注册号。

"不赞成在当前形势下对高校进行简单综合排名"？

这是今年6月Netbig网站在《中国青年报》发布大学排行榜后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的表态，还说了上述单位是否有权、不得使用教育部的统计数据之类的话。对任何为公众服务、消费享用的物品、场所、结构进行排序，这是商业社会最普遍最易于接受的做法，大学也在其列。公众与社会用人单位要选择学校了解学校，仅凭学校自己的广告及政府部门的认定是远不够的，对大学的评估排序势在必行。因此绝不是教育部发言人说"不赞成"，评估排序就会销声匿迹，公众就会对评估结果嗤之以鼻。至于目前的条件是否成熟，难道什么事不是从无到有、从欠缺到完善、从粗糙到精确。唯有积极推行才可避免混乱与误导，也有利于学校当局正确对待。例如报载中国人民大学的一毕业生因其母校所排名次太低而义愤填膺，要状告Netbig网站，他母校的领导居然表示支持。至于是否有权这可能是"侵权"的委婉说法：这本该是我的事怎么你来插手？这又是政府如何定位的问题。笔者以为教育部门不宜自己主持大学评估排序，应做的事是：制定大学评估条例，主持评估单位的申请立项。评估条例包括原则性的指导意见，如数据可靠，指标设定科学，不得弄虚作假不得带倾向性，有一定的目标（单项的或综合的），评估结果的发布方式等。评估机构应当向教育部申请立项，申报者应说明评估的目的、意义、指标体系构成方案、数据获取方式，自身的研究势力，经费来源。应当允许有数家评估机构的数种评估办法及结果，以便相互印证并开展比较研究，实行几年后，可能产生一、两家为公众、社会、学校及政府均认同的权威评估机构，这也有利于中国大学融入国际社会。同时应当允许某些学校不参加某项评估（例如大陆若干名牌大学有时不参加香港的亚洲最佳大学评选）。

"稳定规模，适度发展"-为什么不大发展？

关于高等学校的发展速度，《中国教育报》1995年12月26日署名文章指出：高校在校学生的年增长率应定为3~4%，由此定下了以后几年的基调。没有适时增大高等教育发展速度可说是近几年高等教育矛盾之集大成者，社会需要大量人才、公众需要高等教育的消费、学校作为事业要发展。往深处说，中国社会的城市化进程，国民文化水平低不能适应科学技术的发展，剩余劳动力的出路等，哪一个问题都可以从高等教育的大发展中受益。然而各界人士与研究学者多方呼吁均不得解决。对于高等教育的发展速度，学生及家长不满意，学校不满意，社会不满意。1999年上半年（此时当年招生计划已敲定）"大扩招"的闸门打开了，主管部门、学校一片手忙脚乱，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如果提前几年将增长率均匀提高，效果将大不一样。早扩招早受益，还可避免混乱。大学是培养人才的场所，但若干年来本身就面临人才匮乏，如果不扩大规模，何来人才参与高等教育？以发展迅猛的英语教学为例，各校英语师资严重短缺，教学第一线的主力通常是毕业一、两年的本科生，指责者说大学英语师资水平低，岂不知这是作茧自缚的结果。

理不清的普通高等教育、成人高等教育、中等专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的关系

尽快合理明确这几种教育的涵义与办学方式是高等教育的一大现实问题。
中等专业教育的存亡问题已议论几年，关键还是如何确立适应市场经济的大思路。若按旧体制将中专定位于毕业生是初级专业技术人员（如现行职称系列中的助理工程师）是国家干部，在国家包分配包身份的机制逐渐消解的情况下，可以肯定是没有前途的。但若定位于以初中毕业的文化水平为起点，学习各种可直接应用于社会各行业的专业知识、技能（无论毕业生实际从事哪种工作、具有何种身份，那是用人单位而非培养单位的事），则肯定大有发展空间-只要高中毕业生不能全部进入大学。问题就如此简单。
成人高等教育中尽人皆知的问题是：其生源与普教生源几乎相同，离"成人"的本意相去甚远；雇枪手参加入学考试是公开的秘密；教学过程名不符实，函大不函电大不电夜大不夜；管理状况极差。既然如此，何必不与普教合并。
本来意义的职业教育产生于计划经济时代，1999年起新增加纳入普教范围的新高等职业教育。从人才需求来说新高职发展前景好，问题是协调与普教的关系。由于新高职的学科内涵难以规范，国家在专业管理、学制管理上应更加灵活。正规的、注册的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将面临的挑战是，你培养的学生能否比社会上临时性的短训班学员更强？
以上分析可归纳为：大学教育专指普通高等教育，偏向于通才教育（大学各专业的"专"、"通"程度差别很大，如建筑学专业就很专：所学课程很专门，毕业生基本对口就业）；高等职业教育与改造后的中等专业教育合并称职业技术教育，内分高级班、初级班；取消成人高等教育，但放宽普通高等教育中就读时间的上限（例如从现在的6年改为8~10年）；电视教学、网络教学只是取得某些课程学分的方式，不必作为完整的教育教学制度与机构。

疲于奔命的专业调整

改变专业划分过细，压缩专业数目以加强适应性，这是世界各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方向。专业设置是学校工作的基础，学术性强，环节多，过程长，涉及所有教师的教学实际。这几年专业调整的问题是变动太快太多，行政干预过强，穷于应付多于深思熟虑，看来声势浩大，但相当多的教师依然故我。一个专业的设置，从构思培养方案到拟定教学计划，编写课程教学大纲实验大纲，再到落实教师、教材、实验设备，有较长的过程。计划制定者可能是慎重而精心确定一门课程的名称，划定其内容，学时也有增减。但具体授课的教师如果对此不甚了了，他又没有合适的教材，那么最终的结果可想而知，无非是削足适履，换汤不换药。专业调整面很大，还要限期完成，学校自主权小，不能按本校实际情况变通处理，确实是既折腾于基层，又未发生应有效果。专业目录让人觉得太生硬，学术规范差。兹举数例：1、既有"统计学"又有"统计科学"，谁分得清？（见于征求意见稿，已更改）2、"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长达11字，多么拗口。名字再长也涵盖不了专业内容，作为招牌应尽量简明；3、"数学与应用数学"，除此以外还有什么数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除此以外还有什么样的计算机类专业？都没有，何必不称"数学"，"计算机"。

误读"素质教育"

"素质"这个日常使用频率很高的词如今也是大学教育的亮点。当我们说一个人素质好或素质差时意味着对他的全面评价并以简明的方式表达，由此可演绎出此人在性格、品质、特长、能力多方面的优缺点。素质的份量如此之重，提出素质教育也就将教育推向了极致。值得商榷的问题有：1、除素质教育以外还有什么教育？教育部门的领导解释说素质有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业务素质、身体心理素质。推理下来除此之外四大皆空，德、智、体、美、劳都有了。可见份量重的词要慎重使用。有人说要针对应试教育，但应试教育只是由于考试方法不当的一种现象，对策是改革考试方式；有人说要针对死记硬背，但理解与记忆的比翼双飞诚然很好，在不可得兼时当然能记则记。2、任何教师学生都不会拒绝通过讲授学习知识技能以提高素质-因为素质无处不在，问题是这一提高是漫长、复杂、综合的过程，特别是其具有潜移默化的功能。因此不能指望每堂课都落实到素质，大体上还是就事论事者居多，勉强去言必称素质反而导致学风空疏。3、素质教育是一种教育思想教育理念，而绝非教育内容。一些学校专门开设形形色色的素质教育课，给人印象是教学计划中原开设的课程勿须培养素质，实在是大异其趣。例如为强调创新能力就去开一门"创新学"课程，不过是收集一批小聪明案例，这与流传于社会的"致富秘诀""炒股致胜""小说作法""人生指南"有何区别？4、在素质教育中又以人文素质教育为甚，但何谓人文素质？由于近代以来中国科技严重落后，过度突出科学技术及其教育实为不得已，难免对人文科学及其教育有所削弱。但此影响绝不止体现于学生，还应包括三代以上的教师，从对人文素质的种种误读即可见一端。一些领导、教师（通常是学习理工科出身）以为人文素质就是会背百余首唐诗或读过若干小说名著（特别是俄国、苏联文学）或能欣赏古典音乐，更有甚者将人文素质理解为中国传统文化素质，令人感叹唏嘘！地摊报刊曾传布一条消息：全世界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巴黎聚会，发表宣言说21世纪人类要到孔子思想找出路。这种事即使不去查证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真的有学者-人文学者查实纯系子虚乌有）。原国家教委一位领导居然以此为例来阐述人文素质教育！（以上各例见于某大学出版社的《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所以问题在于人文素质普遍差反过来又影响人文素质教育的实施。在这方面倒是人文学者要冷静清醒的多，很理性地对待冠以人文的知识、精神的内涵与变迁。"不懂孔孟只懂ABC"是不是教育的失败？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化，很多50岁以上的人不懂网络文化，是不是一概称文化素质低呢？笔者曾见一位英语教师在黑板上写下Bull这个词，注明"公牛"，后来我告诉他，由于NBA在校园的强大影响学生肯定非常熟悉这个词。这就是文化差异。至于能"懂ABC"已经意味着教育的成功。

高级人才的百分比是多少

大学的崇高体现为学问、学术成果，其载体是以教授为首的教师队伍。教授对于大学太重要了，但现在困扰大学的是如何管理教授。中国的职称制度十分复杂，这里只说其中最不复杂的部分-大学教师职称。80年代中期职称大改革时教育部对重点学校、一般学校、新建学校教师高级职务的比例作了规定。十多年来，既没有修改此规定也没有重申其效力，事实是各校均已大大超过相应比例而且还在逐年增长（不止是绝对数字）。如此下去，何处是尽头？失控增长的基本动力是各种升级、评估、检查都需要教授打头阵，多多益善，年轻更好。各校当然千方百计多晋升教授。就教授资格评审而言，肯定不存在绝对标准，各国皆然。教育部颁发的教授任职条件只是底线，犹如公民满多少岁居住满多少年方有被选国家元首的资格。现在大家都将它当标准，符合了就申报。各省的评委会虽说是标准各异、宽严不一，但有"模糊"评议无记名表决的机制，总有百分之几十获得通过。教授指标的确定由主管部门主持，根据学校的隶属分别是国家部委、省教育厅、市教育局。渠道不同，指标多少之差别甚大，却没有科学合理的依据。指标之紧张可令学校领导夙夜忧叹寝食不安，指标之富裕可致凡有申报来者不拒。此事的根本出路还是大学自主权的问题，不把教授当作国家头衔（国家有至高无上的尊严，国家又管不了那么细，不是自找麻烦吗），学校自己决定教授的设置办法并实施聘任，英国模式美国模式都可试行，也可以分级。与此相应的措施是：大幅度提高教授待遇，学校设置一个教授岗位也不容易，当然不会乱来；各项升级、评估、验收不以教授人数论，更不限制年龄，只看成果档次与多少。
以上十个问题都有强烈的现实背景，唯其如此，笔者无意作理论探讨。曾有知名人士在报刊称教育部门是计划经济体制的最后堡垒，这过激之词让教育界的大家听了都不舒服。但是这些现实问题总是表明中国高等教育缺乏适应、融入市场经济的准备。近日关于高校保送生的讨论可说是又一个实例。一件事情发展到弊大于利、怨声载道时，无论当初动机如何良好设想如何合理也应及时调整，至少收缩一下以观后效。讨论要不要实行保送制度并非问题的关键因而也是无益的。保送制度肯定有积极意义，很多国家都有成熟做法，问题还是在于政府管得过宽，大家都来钻"灯下黑"的空子。实际上，保谁不保谁是中学的事，要谁不要谁是大学的事，供需直接见面，肯定都有高招。教育部门的决策者可能以较多精力处理日常事务，某些现象的阐明也需要真实有力的事实依据。通过立项研究的办法对问题作出可供选择的解决方案，推行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或许可以理清中国高等教育的大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