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课”风靡，原来人文也性感

历史找到了梵高，但我们错过了多少梵高？
人文学科，不就是纸面上的那些东西吗？都是浮云。
见识了哈佛、耶鲁、麻省理工的公开课——原来，传说中的“人文精神”确有其事，人文学科也能这么性感。教育者传授的不单是知识，还有道德、审美、智慧、伦理。
不过，能达到这种水准的教师有多少？有这样的水准，为什么要去当教师呢？
好在，有互联网这个分享的平台，公平、公益、自由、免费则是分享的要义。这群在幕后为我们搭起知识转接桥梁的人，从个人到字幕组，从网站机构到爱好者，因为共同的理想聚合在一起：把门打开，让知识进来。 (季天琴)

名校公开课，今天你淘了吗

不用点名，不用占座，没有考试，没有学分，想上就上的国外名校课程让中国的高校学生、白领阶层趋之若鹜，大声宣称——以前爱逃课，现在爱“淘”课！ （记者 邵乐韵）
你知道2006年哈佛大学最受欢迎的讲师是谁，去年最火爆的新生公共课又是哪门吗？你知道耶鲁大学那个半仙一样盘腿坐在讲台上大谈死亡哲学的大胡子老头吗？你知道即便不能坐在鼎鼎大名的常青藤院校课堂里，在家照样能够免费聆听大师的授课、理化工商文哲医史任君选择吗？
2001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率先拉开了网络公开课程的序幕，计划将该学院的全部课程资料都在网上公布，让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里的任一网络使用者都可以免费取用。嗅觉敏锐的人惊呼：高高在上的象牙塔正在卸下门锁、拆掉围墙，这是教学史上继远程函授之后又一令人激动的创举！
果然，麻省理工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耶鲁、哈佛、剑桥、牛津等世界名校以及财力丰厚的基金会的陆续加入，犹如水滴汇成浪花，将“公开教育资源”(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O.E.R)运动推向了正轨，并且一发不可收。
2002年，台湾青年朱学恒第一次在网上知道了麻省理工学院的开放式课程。如今，朱学恒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经历了最初几年的鲜为人知，到今年年初互联网资源分享平台VeryCD与美剧字幕组联合推出中文版网络公开课，再到新浪等加入，国外网络公开课的汉化工程出现“众人拾柴火焰高”的热闹场面。
不用点名，不用占座，没有考试，没有学分，想上就上的国外名校课程让中国的高校学生、白领阶层趋之若鹜，大声宣称——以前爱逃课，现在爱“淘”课！

大家都来OER

经济学家托马斯·弗里德曼老早就说过，世界是平的。课堂也不例外。
83岁的玛丽安·戴蒙德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解剖学已有50载。她授课的教室是学校最大的讲堂，能容纳736个人，学生们还是需要早作准备才能找到座位。但是有了网络视频，他们不再烦恼。
2005年以来，全球已经有150万人次在YouTube上浏览过戴蒙德教授的网络课程“综合生物”。除了她以外，还有许多世界顶级学校的大师——比如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当代行为金融学主要创始人罗伯特·希勒、哈佛大学“积极心理学——幸福课”的讲授者泰勒·本沙-哈尔、耶鲁大学的哲学“大仙”雪莱·卡根等，都成了走出校园、走向世界的网络新一代学术明星。
“我看起来上镜吗？不然我们可没办法开始。”麻省理工学院哲学系教授欧文·辛格如此幽默地开始他的《爱情哲学》课。
麻省理工学院72岁的物理学教授瓦尔特·勒温同样因为网络开放课程成为千万学子顶礼膜拜的对象。这位身高188厘米，满头白发的教授，为了介绍钟摆的周期与吊挂物体的质量无关，曾躺在从天花板垂下的吊索上，让自己像钟摆一样摆荡。“各位请看，这可是钟摆之母。”接着他在讲台上荡来荡去，然后喊道：“物理学果然不假！”教室立时爆出欢呼声，这段画面也通过网络传遍全世界。
以欧美高校为主的公开课免费传播俨然成了一种时尚，分门别类的讲座录像、教学大纲、课堂笔记就这样大方地摆在各校的官网上，任人分享。而自从 2006年苹果公司开放了iTunes U(U代表University，大学)学习频道，把乔治·华盛顿大学、杜克大学、密歇根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等多所高校的课程资料集中起来后，更像是开辟了一块新的知识自由市场，截至去年年底，iTunes U已经突破了1亿的下载量。
英国公开大学(Open University)的开放课程经常出现在iTunes U下载排行榜前五位中，课程依难度分为“导论、中级、进阶、研究”四个等级。该校名誉副校长玛丁·比恩说，公开大学的网络公开课程已经有1600万人次的下载量，其中英国以外的下载量占到89%。有6000名左右的学生在尝试了免费网络课程后，还购买使用了非免费课程。
有数据显示，麻省理工开放课程的使用者中，42%是在校注册学生，43%是校外自学人士。耶鲁大学的情况也类似，校外的资源使用者占到了69%。
正如普林斯顿大学前校长威廉·博文所说：“越来越多的大学，包括那些最顶尖的学校，正使用新技术让世界进入它们的‘辖区’，再也不可能紧锁‘大门’了。”美国非营利服务机构Ithaka S+R专门帮助学术机构利用网络技术进行调研和教学普及，调研经理罗杰·斯科菲尔德更表示乐观：“如今大家都在搞OER(公开教育资源)。”
开放课程虽然免费，但打造这样一个平台却是耗钱的。OER运动主要资助者William&Flora Hewlett基金会在过去8年投入了逾1.1亿美元，有1400多万美元投给了麻省理工学院(该校另一资金支持者是Andrew W. Mellon基金会)。目前为止，麻省理工已经开放了1975门课程，其中33门课有网络视频版，另有百余门课程配有动画等多媒体教材，剩下的课程提供简单的文字版如教学大纲、课堂笔记、阅读材料、问题设置、课余作业等。
耶鲁大学网络视频课程制作的主要资金来源也是William&Flora Hewlett基金会，每门课的视频录制要3万到4万美元。这笔费用包括摄影师、字幕制作，还要确保“耶鲁公开课程”负责人戴安娜·科莱纳所强调的“高质量”——正是上乘的视频质量让耶鲁公开课成为特别受追捧的对象。明年秋季，耶鲁将实现36门课程数字化的目标，而且计划制作更多课程。
Ithaka S+R的斯科菲尔德估计，过去10年投在公开课程上的钱已经有1.5亿美元，还有更多的基金会加入到这一行列中来，像比尔·盖茨夫妇创建的基金会就捐赠了 800万美元。当年从哈佛大学辍学的比尔·盖茨曾说，未来最好的大学就是互联网。在看了麻省理工的开放课《固态化学导论》后他留言，“我从这些讲座和课程资料中学到了很多，谢谢你们把它放到网上。”——这句评价让麻省理工也颇为得意。

OER在中国

网络公开课在中国的走红可以借鉴这样一个例子：今年3月19日，复旦大学邀请哈佛大学的人文艺术与科学院院士迈克尔·桑德尔来讲讲《什么是正义》，结果据到场的学生讲，“场面从来没有这么火爆过”，能挤进讲堂站着旁听的同学已经是极其幸运的了——现场版如此爆棚，更不难推断网络版的受欢迎程度。
由于OER运动起自美国，大多数公开课程都是以英语形式传播。iTune U、YouTube等国外资源平台固然给力，但对于非英语国家的学习者来说，只有英语够好的人才能先行尝到甜头，英语水平较低的网民则不免望“课”兴叹。
字幕组，让语言不再是传播的障碍。按照那些名校的版权解释，使用者只要遵循CC版权许可协议，即Creative Commons(创作共用)协议，遵循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禁止演绎再创作和相同方式传播(即基于CC产品产生的新产品仍遵循CC协议)四个条件，作品就可以免费传播。
如果说朱学恒的OOPS计划是华人界翻译海外公开课程的先驱，让网友们开始了解和接受这样一种学习方式，那么大陆的互联网资源分享平台VeryCD与美剧字幕组的合作，就是第二个里程碑，让网民有了更多选择。
从今年4月份开始，VeryCD开始筹备这个新的教育频道。夏宏毅找到著名美剧翻译人人影视YYeTs字幕组，寻求长期合作——VeryCD提供课程资源和发布平台，字幕组负责翻译。起初，人人影视有些犯难，虽然这是个好东西，但翻译难度比美剧大得多，非常耗时耗力。
在夏宏毅的软磨硬泡下，人人影视终于答应“做一个试试看”。
5月28日，由人人影视翻译的耶鲁大学教授卡根的《死亡》课程出现在VeryCD首页。一时间，网友的反应出于字幕组的意料——下载量远远超过热门电影。人人影视开始大量招募一批精兵强将，专攻公开课程翻译。不久，TLF字幕组、OOPS(提供部分翻译，并与国外院校沟通)、内地的超星大学堂 (负责提供国内院校课程)等也加入了协作的行列。
7月9日，VeryCD U正式上线。夏宏毅在公告帖中写道，“我们希望通过对这些课程的整理、发布、翻译能够带动起网上学习的热潮，如果还能自下而上的推动国内院校的积极响应，更是我们乐见其成的。”“2010年7月9日，我们回望1919年5月4日，会不会与有荣焉？”
中国网民的热情被一下子激发了，从浏览量看，VeryCD U上各热门课程的浏览量都突破了百万，尤其是人文类课程，而且“很大一部分使用者是在读大学、研究生”。论坛里好评如潮：“有了这个等于免费无偿的在家上国外名校啊！如果我们的大学也能做到那么开放就好了！”“我也是超级支持，毕业后我就在这里继续充电，继续我的‘后大学’时代！”“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深刻地体会到了开源与开放对教育的帮助！”

我们为什么没有牛校？

国人重视各种排行榜。在我们这里很被看重的全美大学排行榜，没有一个美国大学校长会把它们当回事。哈佛是高贵的人文传统，斯坦福是地道的美式实用主义，普林斯顿以理论研究著称，麻省理工以科技领先自豪。各有各的个性，风格千姿百态，适应市场的不同需求。不过，国内各个高校的理念看似高度统一—— 大跃进式地堆砌大学城、跻身各大排行榜前端已成为各校领导乃至各地政府炫耀其政绩的“面子工程”。

牛校牛在哪？

清华、北大的学生算是见过世面的了吧，但是，看看网上那些欧美名校的公开课，那些曾经的优越感会不会骤然间灰飞烟灭？
今年3月里，复旦大学延请哈佛大学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J. Sandel)教授讲座。前往追星的粉丝无数，提前两个小时到达会场还嫌太迟，才能勉强挣得一个站位。
忍渴挨饿的同时，在现场观看Sandel如何与前后左右挤满的热切渴望的学生们讨论，观众仍然大呼值得。在散场之后，在门口买Sandel授课讲义的人挤成了一堆，抢到最后一本讲义的学生乐得飞飞的。
这位Sandel教授1982年就因批判罗尔斯的正义论而在学术上扬名了，还曾任职于小布什总统生命伦理委员会。不过，他在中国的突然走红，全仰仗于网络公开课的流行。他在哈佛教授的那门课程《公正：该如何做是好》算得上是网课的里程碑，其意义如同《越狱》之于美剧在中国的流行。
网络名人和菜头在“以人格保证”强烈推荐该课程，曾说：“并非因为它只适合涉世未深的年轻人，又或是只适合于哈佛学生那样的高智商人群。单看西方思想家的思辨过程，就已经足够性感。”
这个道德与政治哲学的入门课程，是最受哈佛新生欢迎的公开课。每周，超过1000位学生坐在哈佛的大礼堂里，听Sandel口吐莲花，学生们同时还将接触过去一些伟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康德、密尔、洛克，然后师生们一起评判性思考关于公正、平等、民主与公民权利的一些基本问题。
所谓“思辨的性感”——大体可以理解为：彼此尊重，在对话中修改或坚持自己的判断，虽然没有统一的最高原则，但都以不侵犯他人正当利益的自由最为重要。
网友Frederick Wang在看完该片后感慨：“推荐它不是课上得多么好，而是社会体制在高等教育里的体现。民主的精髓就在这里，争取大多数的同意，那么精英就要把自己的观点和理由解释清楚。这样的社会是思辨和成熟的。相反，把民众排除在外，就必然会愚民。长此以往，两种社会表现出的智识差距判若云泥。”
对于那些求知欲很强的人而言，这些各路名校的网络公开课，如同一个挤满了山珍海味的菜单——耶鲁大学的哲学系教授Shelly Kagan为本科学生开设名为“死亡”的公开课，这个穿着牛仔裤、帆布鞋，长相酷似萨达姆的“大仙”坐在讲台上，手舞足蹈地和一帮年轻人大谈生命和死亡的本质。他还花了五节课的时间和来自物理系、电子系、化工系、政治系的学生讲解柏拉图的《斐多篇》对灵魂本质的讨论，这可不是随便在哪花上一点钱就可买到的心灵鸡汤。

“再怎么比较也是血泪”

哈佛、耶鲁之所以能成为牛校，当然是因为人家很有钱，也有良好的声誉积淀，所以能雇到最牛的教授，招到很牛的学生。 同时，也因为他们蕴含了丰富的博雅精神。这点，从哈佛的“核心课程”上最能集中体现。
所谓“核心课程”，就是开放给本科生的基础课，学生们从中挑选几门作为必修课。对此，哈佛开宗明义声称，核心课程是为了让学生们既见树木，又见森林。
其“核心课程”被分成七个领域：外国文化、历史、文学、道德判断、数理判断、科学、社会分析。仅“道德判断”这一板块而言，除了上述招致万人空巷的那门《公正：该如何做才好》，还包括另外13门课程，罗列如下：
《民主与平等》、《国际关系与伦理》、《伦理学中的基本问题》、《儒家人文主义》、《有神论与道德观念》、《自我，自由与存在》、《西方政治思想中的奴隶制》、《社会反抗的道德基础》、《共和政府的理论与实践》、《比较宗教论理》、《传统中国的伦理和政治理论》、《古代与中世纪政治哲学史》、《现代政治哲学史》。
这还是九牛一毛。事实上，仅仅是针对本科生和文理学院的课程表，以及对这些课程3-5行的介绍，哈佛就一口气列了1000多页。
这些课程简直就是一场饕餮之宴。媒体人士贺某毕业于北大中文系，他自称是咽着口水看完了这个课程清单，过去多少还有点的牛校感不堪一击，当场崩盘。
他悲凉地声称，“我显然已经不敢把我读的学校叫做大学了。”
其实北大曾经还是有点样子的。在陈平原《老北大的故事》中，附载了《(民国二十三年度)国立北京大学一览》，1934年北京大学中文系开设的课表，豪华得令人目眩神迷。就连当年外系所开供中文系学生选修之课程中，梁实秋、周作人、钱穆、向达等牛人的名字也频现。
不知道现在的清华北大，能给那些一心向象牙塔里扑腾的18岁孩子，开出上述课程中的几门？
好事者在网上检索出《2007年北大中文系上半年本科生课程表》，整理出必修课寥寥十几门。对比完了新旧两个时代的课程表，网友们纷纷感慨“那时的大师还是上课的”，“俱往矣，再怎么比较也是血泪”。
专栏作家刘瑜在论及名校等话题时声称，“真正的人文教育，是引领一群孩童，突破由事务主义引起的短视，来到星空之下，整个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历史、数学、物理、生物、心理，像星星一样在深蓝的天空中闪耀，大人们手把手地告诉儿童，那个星叫什么星，它离我们有多远，它又为什么在那里。”
就像Sandel教授在《公正》一课的结尾语中告诉他的广大粉丝，学习的本质，不在于记住哪些知识，而在于它触发了你的思考：
“一旦我们开始反思我们的环境，世界将不再一样。我希望你们，至少已经体会到了一点点的不安。这种不安，会促发我们的批判性思考，以及政治和道德生活的完善。这门课程的目的就是要唤醒你们永不停歇的理性思考，看看它将把你们带向何方。如果我们至少做到了这点，如果理性的不安继续在折磨你，那么，我们就不是一无所获的。”
因为国内的大学闹出的笑话不少，所以媒体也动不动就会把“大学精神”这个话题拿出来讨论一下。基本上大家都会达成一个共识：大学不是职业训练所。
据说，大学应该熏陶的，是一种人文精神。不过，国内的名校，经常为自己是不是一流名校争得脸红脖子粗，这点就很没人文精神了。
国人重视各种排行榜。在我们这里很被看重的全美大学排行榜，没有一个美国大学校长会把它们当回事。哈佛是高贵的人文传统，斯坦福是地道的美式实用主义，普林斯顿以理论研究著称，麻省理工以科技领先自豪。各有各的个性，风格千姿百态，适应市场的不同需求
不过，国内各个高校的理念看似高度统一——大跃进式地堆砌大学城、跻身各大排行榜前端已成为各校领导乃至各地政府炫耀其政绩的“面子工程”。
在世俗化的今天，如何建设所谓的“大学精神”？对此，《新民周刊》记者专访了全国政协常委、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葛剑雄教授。

“教育是有普世价值的”

《新民周刊》：总体而言，英美这些名校的课堂还是思辨的。但是我们的多数老师有时还是单方面的传声筒，学生是被排除在外的。
葛剑雄：其实我们并不缺少这种传统。上世纪30年代，我的导师谭其骧先生在燕京大学做研究生时，他就曾经指出他的老师顾颉刚在课堂上的错误，顾先生跟他写信，进行了几个回合的讨论，最后顾先生非但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还把他们的往来信件当作补充教材在课堂中分发。
我在课堂上也会鼓励自由探讨。其实，中国有很多教授都是受过西方教育的，问题是如何在体制上保证他们教学的自由。我想，教育是绝对存在着普世价值的，严格地讲，就是塑造一个“人”字。要鼓励他去追求真理，有时也意味着，他要挑战一个现有的真理。
《新民周刊》：确实如此，什么样的教育产生什么样的人才。
葛剑雄：是的。不过，什么样的社会，也会产生什么样的教育，这跟鸡生蛋、蛋生鸡一样，都是循环往复的。
从晚清以来，不少寻找真理的人，最后都想把自己的真理普及他人。所以，毛泽东当年说，教育是为了培养人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他还加了一句，“教育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可能他年轻时说过的话，做过的事，跟他的这个方针并不符合，因为他的地位不同了。
《新民周刊》：学生们说，那些欧美的教授能把问题直接切入生活的横截面。而我们的不少高校教师要么就是照本宣科，要么就是不着边际。
葛剑雄：这个也不能一概而论，中美两国缺乏可比性。据我所知，欧美混日子的老师还是有的，还得放到不同的教育体制下来考察。 我们的培养目标是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现在我们还在编写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材，英美有这个吗？
我们有些课是硬性规定要上的，但是老师、学生其实心里都明白，这些课是毫无意义的。我校也有个老师想开一门课，后来被禁止了。那这是教授的问题么？
在一个自由竞争的情况下，如果我们真正能落实教育传授知识、培养一个“人”的宗旨，那么很多问题，只是个技术问题。
现在学生逃课，也有些是根本不愿学。我就收到过一封学生的来信，说他根本不想上那个专业，是家里逼着上的。不上也不行，现在社会不公正，如果他爸不是李刚的话，拿不到大学的文凭，就找不到工作。
《新民周刊》：相比那些网课中的欧美教授，现在国内高校，有个性的名师很少。
葛剑雄：这个也要分开来看的。有个性的老师，那个中学教师袁腾飞，他的有些话我是反对的。他说“拿破仑绝对是个爷们”，这是给高中生上课么？“爷们”具体内涵是什么？大学的选修课可以，但是基础课，如果我是系主任，我是不允许这么上的。
在普通高校，有个性、有才华的老师注定不可能出现。要么他被更好的学校挖走，要么他所在的那个土壤也未必容得下他。这是毫无办法的。我们学校的3208教室以前是发布各种新奇观点的，现在还有吗？
在这个体制下，看不到任何解决的希望。无论是学术腐败、学风不端，真正的弊端在于权力对学校的干预。权力比金钱更加容易腐蚀大学。光是金钱，大学还不至于这样，大学经费增加，老师稍微有点骨气，还能抵挡得住。但是权力和金钱一结合，老师们就没有办法了。
《新民周刊》：您对中国的教育是十分悲观的。
葛剑雄：根本原因就是行政控制一切、腐蚀了高校。
比如说，中央党校的学历，教育部都不承认的，但是中组部承认。一些官员动不动就党校学历，有本事你去念个正常的学校？重视这个学历，一是没有自信，二是权力控制一切。我们学校中文系的陈思和教授，谁都知道他就是个本科学历，谁敢嘲笑他？

“我们从没有过大学精神”

《新民周刊》：现在我们的高校除了教育的逻辑，还流淌着官场的逻辑。
葛剑雄：现在，行政机构掌握的钱或资源不受制约，以至于它的权力凌驾在学术之上。根源是整个国家都是这样，“泛行政化”。
现在的教授如果没有行政职位，还不如一个科长。现在一个小小科长都指手画脚，因为他掌握着资源。去行政化，是怎样保证学校有经费，有学术自由。
有些人成天谈这个问题，我笑他们太天真了，这简直是与虎谋皮。你看朱清时去深圳创办南方科大，难得不得了呀！动不动就要去求当地政府部门，行政化只是换了个手段而已。如果这样，那还不如给他个行政级别算了。
《新民周刊》：跟欧美大学相比，我们的高校也存在着资金利用效率不高的问题。您怎么看？
葛剑雄：现在都在大惊小怪，说你们大学有钱，其实资金也没有增加到该增加的程度。我们的图书馆，英文书不如哈佛也也就算了，连中文书都输给人家，这说明我们其实没钱。所以，你给我几个亿，我也用得完。
现在大学的经费条款分割，国家财政拨款只占到了总经费的1／4左右，其余3／4来自各个项目和学校自筹经费。这个项目最后落到谁手中，你以为是评委么？在评委之前首先是一批行政官员。如果这些钱无条件发到学校，校长要去教育部“跑部烧香”？如果校领导无条件地分发到各个院系，我要去跟你磕头、拍马屁吗？
《新民周刊》：国外的私立大学也各有特色，但是我们的大学是被包办的。
葛剑雄：现在有的孩子，从幼儿园就送到外国去，每年几百亿、上千亿的钱就流到外国。如果是能够花钱在中国得到非常好的教育，我想大多数人都不会这样做。
教育不能包办，只能依靠市场。现在我们的收入差距这么大，应该容许增加学校，这实际上减轻了国家的负担，也有利于穷人上学。有的国家规定，私立学校需要提供一定比例的经费让穷人也入校接受教育，或者拿出办学实际收入的一定比例捐给教育工程。这样，私立学校完全可以办成最好的学校。
对这些学校，国家只有监督的权力，没有管理的权力，比如监管它们的教育质量有没有达标。我们现在就莫名其妙地去限制民办大学的学费，这是不应该的，你给补贴了没？
《新民周刊》：现在国内不也在讲“教育家办学”吗？
葛剑雄：这又是一个空炮。现状是领导的不负责，负责的不领导，这到底为什么？！
我曾跟中央领导提过，请他们明示一下，到底哪些权归党委、哪些归校长？现在模式不一，得有个条文和规矩。
《新民周刊》：您怎么看“重建大学精神”这个话题？
葛剑雄：不是“重建”，我们从来就没有过完整的大学精神。西南联大那会儿，清华的教授拉帮结派，你轰我，我轰你，也是经常的事，并不像我们今天所想的那么美妙。所以说，即使是教授治校，也要有好的体制保障。
我们现在连“教授治校”也不可能达成，最多就“教授治学”吧，各尽本分。

朱清时：中国高校硬伤在哪儿

我们做的这些实际上很多还是行政化的形象工程，无论从内容到讲课形式，并没有受到学生的热爱。所以光是宣布它是“精品课程”，这是不够的。“精品课程”是不是精品，应该由学生跟社会来评价。
从担任了10载的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的职位上退休之后，朱清时依然壮心不已。去年，63岁的朱清时从200多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以全票当选为南方科技大学创校校长，也成为中国首位由国际猎头公司全球选聘的大学校长。而按照深圳的设想，南方科技大学的目标是参照一河之隔的香港科技大学。
办一所“去官化、去行政化”的大学，一直是朱清时的梦想。在他看来，这其实是回归教育的本原。现在，他正走在实践这个梦想的路上。
深圳的冬天很暖，在他居住的繁华一隅的一家政府宾馆套房中，朱清时接受了《新民周刊》记者的专访。在未来的一段时间，这位“南下”的大学校长，将以此为家。这位中科院院士、国际知名化学家，川音浓浓，在直陈有关当下大学教育问题与弊端之际，常常眉头紧蹙，又总是言简意赅，一针见血。值得一提的是，在朱清时担任中科大校长期间，他不断呼吁终止行政主导的高校教学评估，而在其他学校负债大兴土木时，中科大没有建新校园，同时也成为2000年以来中国唯一没有扩招的高校。对于教育体制的思虑，对于教育改革的探索，朱清时并不囿于某些纷繁现象的表层。而如果理性地认识到中国教育的积弊所在，也许更能清楚地了解在一片国际名校的“公开”浪潮中，中国的高校所处的位置，我们的“硬伤”问题，以及我们的办学方向。

“敢公开课程的学校，一定是很有自信心的”

《新民周刊》：现在中国出现了所谓的“网课族”，学生们可以通过互联网去学习耶鲁、麻省理工学院(MIT)的一些最好的教授的课程，包括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主讲的、受哈佛学生多年追捧的“公正(justice)”，也成为网络开放式课程之一，而我搜索了一下我们中国高校的相关网络开放式课程，发现寥寥无几，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朱清时：我觉得，这是国际化的一个大趋势。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时候，麻省理工学院就开始把他们的教材公布在网上，他们的意思就是，这个教材是可以共享的，他们并不是为了保密或者说这是学校的专利，他们认为教学的成果应该是全社会共享的，所以他们乐意有更多的人看到。他们敢这样公开他们的课程，也是出于他们有很大的自信心，他们觉得他们的教材、课程好，他们才敢这样做。而如果没有自信心的学校，把教材、课程放到网上，别人看了以后挑出很多毛病来，那不是很糟糕的事情吗？所以，敢这样公开课程的学校，一定是很有自信心的。而且，把课程放到网上，也是对学术的一种监督，别人也可以提意见，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好。
哈佛大学的那门关于“公正”的课程，我也知道，我希望我们南方科技大学学生的全面教育也有这样一些课程。我们会请到一些优秀的学者来讲课，我很想让学生去听这些课程，比如，关于“幸福”的课程，或者是关于“兴趣”的课程，我都愿意给学生讲。因为我一生中间，对很多事情我都很有兴趣，比如看文物、书画、陶瓷，我想要告诉学生：生活中间多一些兴趣，你的生活将更丰富，而且智力可以开发得更好。
这些课程是过去大家不太重视的，大家过去以为只有知识才重要，实际上还有比这个知识更重要的，那就是做一个完整的人。我觉得，哈佛大学的课程设置和他们现在的思想就是这样的，就是培养学生成为一个完整的人。
当然他们这么做，我很欣赏，但这还是教育的技术层面的问题，我们还没有来得及考虑它。我们现在首先是做招生、建立我们的教学大纲这些工作，等到学校的工作到一定程度以后，才会考虑这种开放式课程，现在我们是想改革教育的更深层次的问题。
《新民周刊》：几年前，麻省理工学院一位华裔退休教授向中国的大学校长们推荐这种开放式课程计划时，一些人上来就质疑他，“为什么这样做？不会是有什么目的吧？”你觉得这跟我们的接受心态有关系吗？
朱清时：是的。这个公开是：第一，学校有自信心才敢公开；第二，它公开是因为希望它的成果能够被全社会共享；第三，它公开是因为它希望大家能帮它提意见，如果有人能够挑出毛病，它就可以改进，所以公开实际上是一个提高教学质量的好办法，并且让它的教学成果能够被更多的人分享。所以，认为“有什么目的”之类的，这种观念很狭隘。
《新民周刊》：比如，耶鲁大学教授谢利·卡根的“哲学：死亡”一课，让很多中国的学生感到新鲜，这位教授盘着腿坐在讲桌上大谈哲学。现在我们教育部也设立了一个“全国高等院校精品课程建设”，为什么在实际效果上它比较少受到学生的追捧呢？
朱清时：我们做的这些实际上很多还是行政化的形象工程，无论从内容到讲课形式，并没有受到学生的热爱。所以光是宣布它是“精品课程”，这是不够的。“精品课程”是不是精品，应该由学生跟社会来评价。
《新民周刊》：对于这种免费的网络开放式课程，比如，麻省理工学院就曾经投了很多钱进去，MIT时任校长查尔斯·威斯特直接推动了这个计划。在你看来，大学应不应该从经济成本上考虑这件事情？
朱清时：其实大学都是要考虑钱的问题。但是，这个公开，对MIT也很有利益的，能够提高他们学校的知名度，这是一种无形的资产。他们的眼光更长远。

“整个中国大学的风气都是崇尚研究而轻教学的”

《新民周刊》：事实上，如果想要公开，现在中国的高校并不缺这个技术。一个例子是，我们的一个学生感叹，“当哈佛、耶鲁将最受欢迎的课程主动放到互联网上时，我上学期却有一门课的老师连电子版讲义都不愿拷贝给我们，这种差别太鲜明了”。
朱清时：1994年，我从国外回来，回到中科大，1998年我担任中科大校长，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大学的教材、教学大纲、教学方法比起国际一流大学来都非常落后，我觉得我们的大学就是缺包括我们的教学大纲、课程设置、怎么讲课这些技术，当时我就组织学校的很多人到国外去考察，我带了一些人考察了欧美很多一流大学，想引进他们的这种教学方法，包括你说的他们大学的这种公开课程。但是，过了几年以后我发现，推不动。
《新民周刊》：为什么呢？
朱清时：后来我发现，这只是个表层问题。因为教授们没有积极性，没有制度驱动他们去做这个事情，他们往往都喜欢做自己熟悉的事情，或者少费力气的东西，所以，我们就只好不了了之了。
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高校教育想要上去，首先是人才，所以我就开始引进各种各样的人才，花了大概七八年时间，中科大跟中国其他一流的高校差不多了，教师队伍基本上都是有国外工作、留学背景的。我当时以为，只要有了这些人才，他们自己会琢磨这个课程应该怎么上的问题，比如，这个课程是不是应该公开？老师的水平高到一定程度，他才会想；而水平没有高到一定程度的老师，根本不会去想这些问题，而且他也没有积极性。然后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发现，这些国外的人才虽然回来了，但是渐渐地，他们也不太关心怎么教学了，而是关心上级有什么意图、关心当官了……这些有国外工作、留学背景的老师也很快就被国内的文化给同化了。
所以，在老师并没有去动脑筋教好课的情况下，你讲的这些技术问题，都是白讲。他们的心根本就不在那儿，他们还要去竞争项目、竞争经费、提职称。他们要提职称跟竞争项目，首先是SCI论文要发表多少、或者是要多少成果奖，于是他们就要去寻求多发表一些论文、成果奖多一些，为此他们就要去做很多社交工作、做很多研究以外的工作，他们的心思就不在如何把这个课程教好或者把效果教到最好上了。很多老师就已经并不是热衷于教课，而是热衷于搞科研发表文章了，而且搞科研也不是他们自己去搞，他们招了一帮学生来搞，然后去发表文章、申请项目、运作这些成果奖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像你说的这个问题，还是表层的。
《新民周刊》：当时在中科大范围内有没有设置一些学校内部公开的由优秀教授主讲的课程？
朱清时：学校里面也有这种课程。
《新民周刊》：后来它们推广的效果如何？
朱清时：并不是很理想。因为整个中国大学的风气都是崇尚研究而轻教学的。有关教学的任何事情都是量化了来评估的，教学的重要性就体现不出来了。当时我们的课程改革并没有做下去，就是因为教师并没有内在的动力去推动课程改革。
《新民周刊》：就是说这个从欧美一流大学取经的课程改革的受挫，折射的其实不仅仅是个技术问题。
朱清时：真正的是深层次的问题，也就是我们南方科技大学要做的“去行政化”，要让学校恢复到它本来的面目，也就是“教授治校、学术主导”，要用机制去促使老师们去把教学、科研做好，而不是光看老师们发表文章、申请项目这些。而只有有了这个机制，慢慢地，老师们才会去想如何把课教好，在讲好课之后，在某一个高级的层次上，他们才会想教材、课程要不要公开的问题。

“名气高的大学是生源好，而非教学好”

《新民周刊》：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同学们中间流传着一句话，“讲课讲得好的老师不一定升得上去，很有名的教授讲课我们不一定爱听”，你对这种现象是怎么看的？
朱清时：很有名的教授不一定课讲得好，这是因为这个“有名”是他做研究有名或者他社会地位高，而他的社会地位高有政治上的原因，也有参与各种活动的原因，所以你说的这个“有名”是在现在中国语境下的“有名”，比如，他当了职位很高的官了，那么他就变得在媒体上很有名了，但这并不是因为他的学问就有那么高。讲课跟媒体上有名是两码事。
而如果这个教授是讲课有名，那他的课就一定要讲得好，过去在我做学生的时代，就有好多教授是讲课很有名、也讲得很好的，那个时代的复旦、北大、南京大学、中科大都有一批老教授，他们讲课讲得很好，他们也没有做过什么科研，但是我们都一直怀念他们。现在，这种教授越来越少了。
《新民周刊》：这是为什么呢？
朱清时：这是我们的体制啊！这一二十年来，我们的评价体制过多地强调发表论文，强调科研成果，强调经费，老师的讲课讲得好不好，并不重要。所以，讲课讲得好的老师反而吃亏，而那种不务正业、不讲课却在外边拉关系、争项目，成果奖、SCI论文弄得多的人就变得很有名、很有地位了。这种体制就造成了这种现象。现在的大学真正科研做得好的教授，教学很少，往往教学的都是一些年轻的没有太多履历的人，所以往往就教不好。
《新民周刊》：你认为我们目前的高校体制里面，评价一位教授的主要标准是哪些？
朱清时：现在评价一位教授，就是看他论文有多少，成果奖有多少，经费有多少。
《新民周刊》：那他给本科生上课这一块呢？
朱清时：这是在我们的评价体系中间很不受重视的一块。
《新民周刊》：其实我们的大学某种程度上是鼓励这么做的，对吗？这其实对大学来讲也有好处。
朱清时：对，我们的大学一直在鼓励。
《新民周刊》：我们通常讲，做学问是一个相互砥砺的过程，而现在我们的我们许多高校都对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互相保密，而不是互相公开，你是怎么评价这种风气的，它健康吗？
朱清时：当然不健康。现在各个大学必须相互都要公开，包括公开课程、讲课内容这些，这样才能够真正竞争。现在我们的大学对这些没有公开，那竞争就谈不上了，所以最后往往都是看这些大学的名气。
我们的名气高的大学，它就能够招收到最好的学生，而学生水平好了，老师讲课讲得再不好，学生也自己会学好，所以我们现在的好大学实际上是靠收好学生来维持它的水平的，而不是说它的教学有多好。
《新民周刊》：能讲讲南方科技大学招的这个10岁的来自山东泰安的“神童”吗？
朱清时：这个小孩不能说是“神童”。他今年10岁，从小就喜欢看教材，自学能力很强，上小学的时候他就把小学的课程都读完了，老师叫他去上中学，中学上了一年，他把中学的课程也都自学完了，老师又叫他去以社会青年的身份参加高考，结果他考了566分。我们对他进行过详细的测试，他的知识也有严重不足，有些知识也很缺乏，但是他有些数字方面的能力很强，他的记忆力很强，他的想象力也很强。这样的小孩，如果环境好，他有可能成材；如果教学不得当，他也可能很快就被埋没，和普通人一样了。

现在的大学都行政化了

《新民周刊》：现在中国有很多高校都宣称要建“一流的大学”，这样的口号我们并不陌生。在你看来，一个一流大学的大校心态应该是怎样的？
朱清时：中国首先应该建真正的大学，然后才是建一流的大学。现在我们的很多大学都不是真正的大学。所谓不是真正的大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实际上都官僚化了。
大学本身应该是一个学术团体，应该是一个学术至上的机构，但是，现在我们的大学都是谁的官大谁说了算，不是谁有真理谁说了算。这样的团体、这样的大学，实际上已经官僚化了、行政化了，这种大学就没有生命力了，因为谁的官大谁说了算、就照官大的人的主意来办学，那么很多创新的思想都不会得到成长，就容易没有朝气跟生命力，这就是为什么钱学森提出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我们现在的大学，首先是要把体制改了，就是让这些大学真正成为一个学术团体，大家都去追求学术卓越，而不是追求当官，或者是谁的官大就听谁的；第二，让一些好的教授进来，因为好的教授进来之后，他们自己就会下功夫去钻研怎么把教学做好，这个时候学校再因势利导帮助他们，那他们自然就会把教材、教学方法搞好了。
《新民周刊》：在你看来，目前中国的高校在跟全球交流的时候，我们欠缺的是什么？
朱清时：中国的高校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留学生，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外籍教授，中国的高校距离全球化还甚远。我们最多的留学生可能是北大这样的学校，但是即使是这样的学校，留学生也基本上是来学中文、学中国历史这些跟中国有关的课程的，还没有很多留学生是来学物理、化学、数学这些课程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高校很少用英语讲课，大都用中文讲课，这样就有语言障碍。现在不得不承认，英语还是科技界的国际语言，如果一个高校要国际化，你要多用英语讲一些课，学生的英语水平要足够高，这样才会有真正的外籍教授、留学生来，他们来了，才会带来不同的文化，学校才能够真正的国际化。
《新民周刊》：今天我们依然会感叹诺贝尔奖跟中国无缘。作为教育者，你是怎么看的？中国的大学的教育，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朱清时：现在首先是，我们的大学还是这样死气沉沉的，我们的学校还是很官僚化、行政化的，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有活力的大学，这个时候还谈什么诺贝尔奖呢？现在我们的大学都官僚化、行政化了，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学了。
举个例子来讲，大学就应该像过去的梅兰芳剧团，梅兰芳他们就是为了唱好京剧，只要梅兰芳能够唱好京剧，他们京剧团就做各种事情帮助他，他们就是这个目的。后来京剧团变成政府机构了，政府设了团长、副团长这些级别，这些京剧团就行政化了，梅兰芳名义上是团长，但是也官员化了，他的戏就再也唱不好了。官员化就是谁的官大谁说了算，包括梅兰芳要做什么事，这些官员就觉得想支持你就支持，不想支持你就不支持。现在的学校也是一样的。
《新民周刊》：两年前钱永键得诺贝尔奖的时候，国人很激动，感觉诺贝尔奖让华人获得，也算跟中国有了某种渊源。但其实我们还是一个旁观者。
朱清时：这个时候，我们首先得要做教改。华人在国外每次得诺贝尔奖，我觉得实际上对我们是一个鞭策，为什么他们在国外就能够诺贝尔奖？为什么我们本土就没有呢？
《新民周刊》：我们的应试教育根深蒂固，学生上课也往往是灌输式的而少有互动。作为大学校长，你感觉到应试教育对于学生的一些伤害了么？
朱清时：应试教育让学生变成考试的机器了，当然这对学生是伤害很大的，这样学生就对科学没有兴趣、没有好奇心了，这样学生的创造能力肯定就会受到抑制，不会高的。

“网课”的幕后译手

我个人认为这一波新的翻译潮流，给中国教育界带来一直需要的新的东西。如果所有人都能看到世界上最好的学校是怎么上课的，北大清华就会更快进步。如果继续进行的话，中国的教育会有非常大非常快的进步。
最近，如果做一项测试，让大学生们评选自己心中的最酷教授，大概不是课堂上朝朝暮暮见到的教授，也许是耶鲁讲《哲学：死亡》那个喜欢盘着腿坐在讲台上，书呆子气十足的老头，或者是哈佛讲《公正：该如何做是好》那个会问答题学生的名字，能复述每个学生观点的教授。当然，前提是评选结果和学位不挂钩。
名校公开课在字幕组的助推下风靡网络。有人说，网络使中国进入了又一个“译经”时代，从汉唐翻译佛经，到清末民初翻译西方经典，再到现在这个无所不译的时代，这一波译潮的“弄潮儿”正是那群草根“译手”。

把耶鲁请回家

如果不是被veryCD的内容编辑青光弘毅苦缠两个月，梁良以及“人人影视”字幕组很可能和海外公开课擦肩而过。
尽管“人人”的纪录片翻译组早已对公开课跃跃欲试，尽管一波又一波的网友“雪天裸跪求”，但这位爱惜羽毛的字幕组负责人明白，公开课不是块好啃的骨头。“太专业了，实在不敢接这个招呀！万一功力不够败下阵来，那就丢脸了，国内也没看到有字幕组敢做。”
字幕组并非中国特色，各国都有一群外语达人，孜孜不倦地为外国视频配上本国字幕。看到本土化的资源被不断下载共享，甚至为了争论更优美的翻译在论坛上掐架，都会产生一种难以言喻的满足感，2010年3月份，青光弘毅找到梁良，希望“人人影视”能接下耶鲁公开课的字幕翻译，梁良权衡再三没有答应。“没想到他隔三差五来催，实在受不了他一见我就催，太烦人。”于是梁良逼于无奈答应接下《死亡》课程翻译，青光弘毅很积极地找来视频和英语脚本。
公开课水深水浅，老将们心理都没谱，梁良灵机一动，把第一课拆分为6个部分，每部分200句，借着测试新人之便，分发给字幕组的应聘者翻译。他在收回来的30多份稿子中，仔细挑选质量上乘的合并起来，成为一份完整翻译。“自己挂字幕看了一遍没啥错误，又去组里找个翻译帮忙粗校了一次，第一集字幕就这么出炉了。”
压制完RMVB，梁良将课程视频发布到“人人影视”网站，然后又发布了一份到VERYCD，任务就这么交差了。到了晚上，梁良随意到发布帖看了一下，出乎意料的是，帖子早已盖起几百楼的回复，全部都是支持叫好，这给了“人人”当仁不让的底气。早就跃跃欲试的几位组员主动请缨当翻译和总监，《哲学：死亡》，《金融市场》和《心理学导论》三门课先上马，“神一般的耶鲁大学，神一般的字幕组”，网上美誉接踵而来，两周内翻译组扩充到了50多人，紧接着又上马了《聆听音乐》、《古希腊历史简介》等7门课程。
公开课要做大做强，光靠抽调美剧组的翻译打游击显然不行。群里七嘴八舌地讨论后，“人人”决定新开一个教程翻译组，确定了测试流程和翻译流程，并大力招兵买马。
要做一名“翻翻”，无异于经历一场真人版的RPG游戏闯关。《聆听音乐》总监Chengry介绍，新人在提交申请之后，会收到一封邮件，里面包含了培训资料和测试任务，测试任务做得好，就可以进入新人训练场QQ群。新人训练场是定期清群的，所以新人要尽快选一门课程，做对应课程的测试任务，然后发给各个总监审阅，通过者进入翻译总群和课程分群，然后由总监具体安排任务。“新人一般都跟翻，或者校对，以便熟悉字幕的格式，要点和工作流程。”
Chengry是读工科的大三学生，因为“对音乐和翻译都有兴趣”，申请加入了人人字幕组，像他这样国内高等院校的在校生构成了字幕组的主力军。每门课程组包括翻译、轴人、压制工程师等有30人，整个大组有200人左右，大多是国内学生，也有一部分海外留学生，还有少量白领。
几台服务器，几十个依靠QQ群沟通交流的成员，就是字幕组的基本构成。“大家都是朋友。进了组，如果没有特别的违规情况，一般就不会退群了，如果有一段时间没办法完成任务，大家也会理解。”虽然形式上松散，但字幕组对翻译质量的追求近乎纠结，翻译流程比电视台节目、电影的商业翻译都要严格。
这些制作任何可以销售的东西。
虽然前路艰辛，字幕组依然憧憬着美好未来。“我们需要更高速稳定的下载服务器来提供下载，还想进行一款针对性的播放器开发，完全绿色免安装版本，用户可以自由切换字幕，位置切换，字体大小切换等等，还有复读功能，如果能集成自动下载课程功能就更好了。其次就是自由的互动字幕站开发，让网友能直接在网页上修正我们的字幕，也可以放出英文字幕，网友协同翻译，最终可以输出各个版本字幕……”

把鲶鱼扔进鱼槽

“其实最初是看到了媒体对台湾那家开放课程组的报道，才有了兴趣。”Chengry所说的正是朱学恒牵头的OOPS计划，组织义工翻译开放式课程。
提起朱学恒，很多人的第一反应还是“哦，翻译《魔戒》那小子。”当年30岁的朱学恒因翻译《魔戒》坐拥2700万新台币的版税收入，他拿这些版税养着两件事，一是用1000万元新台币用来成立“奇幻文化艺术基金会”，鼓励人们拼创意，共同遨游奇幻世界。二就是通过无国界的网络平台，号召全球各地的华人义工，把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的开放式课程计划(OOPS)进行中文化的巨大翻译工程。
内地字幕组初试莺啼，Oops计划却已进行了6年，目前有1300门课程在翻译，完成的视频达120个，志愿者规模达到2700人。
和“人人”的管理方式不同，朱学恒对志愿者不做筛选，“就学历还是精力还是热情程度来筛选？以前做过，后来发现没办法筛，索性全部来参与。”志愿者如果提出“认养”一个课程，要求在2个月之内翻译完成，如果完成不了，课程就会重新开放给其他人。
“我们有一个机制，每一门课程出来可以点击我希望翻译，也可以发帖提出希望赶快更新的课程，我们会告诉志愿者这个东西很多人关注，很多人想看，但没有强迫性。”
通常，制作一个讲演要花上两到三周，主要时间不是在翻译上，做时间轴，事后校正压片，前后各花三分之一时间，字幕只占三分之一时间。“早些年开放式课程出来，提供的大部分都是文字，考卷，PPT，翻完word档修订一下，放上网页，图片也简单。近三年开始有大量视频出现，现在要做时间轴，取得字幕，没有脚本就要听打，再翻译，编辑校对，工程师做压制。”
自从听说内地有个同行“人人”字幕组，朱学恒就通过veryCD和对方取得联系，双方一拍即和。早些年人人字幕组听打耶鲁的课程字幕，非常耗费人力，OOPS跟国外院校取得脚本，给对方提供字幕的原始档。“我们做分工，他们开始翻译的课程，我们就不放上网给志愿者认养。他们翻译出来的，我们会做一次校对，再做成繁体版放上网。”
2005年朱学恒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憧憬，“有一天，大家能用影碟机看麻省理工学院的教师讲线性代数。不过，实现这一切的人，可能不是我。”
因为朱学恒最初就知道，使用者对视频的需求会比较高，但那时由于网络带宽和制作质量限制，视频资源非常少。“当初认为视频会是一个趋势，现在真的看到视频成为主流，很幸运6年就看到了一个新的时代出现。”
（来源：2010-12-03 新民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