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者，一国精神之所寄。学术衰，则精神怠；精神怠，则文明进步失主动力矣。故学术者，社会进化之基础也。——蒋梦麟

编者按
职称评审制度为发现人才、建设人才队伍曾经起过应有的正面作用，随着客观现实的发展和队伍现状的变化，这一评审制度逐渐显示出不适应的地方，需要加以改革。

这是一个老话题，却似乎仍然没有找到正解。
这是每一个知识分子必须面对的磨砺，有些人终其一生而不得，有些人屡屡受挫却欲罢不能。
是什么如此折磨我们的身心？三个字——评职称。
很少有人不怨它，又很少有人能不在乎它。我们期待有一把钥匙能解开这愈加变形的枷锁，这需要“破”的勇气，更需要“立”的智慧。
创新型国家离不开创新型人才，而创新型人才的竞相涌现，却一定要有合理的制度做保障。
早在1988年2月至4月，光明日报就曾以《职称议》、《职称再议》、《职称三议》就职称改革发表连续报道，掀起对职称评审制度的思考。20多年后的今天，让我们再次透视职称评审制度，希望以我们的努力推动，为“评好职称”真正打开一扇希望的窗，让创新人才不断涌现，为创新型国家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
破除一切束缚创新的思想观念桎梏和体制机制障碍，给人才以冒尖的机会，充分发展的空间，应该成为深化职称改革的努力方向。

谁在堕落？

《大家》失重了——《大家》理论版被相关主管部门叫停。
“曾经是大家风范，现在落到靠卖理论版维持文学版生存的地步，我相信是不得已而为之。”学者周国平清楚地记得《大家》创刊初期兴旺的情形，而今，已不复存在。
“《大家》的‘堕落’，再次见证了‘论文买卖市场’混乱无序、缺乏监管的现状。”学者储朝晖表示，“论文买卖”乱象愈演愈烈的原因不难揣测，教育界、医药卫生界及相关专业职称评价体系的非专业性，产生了对期刊论文版面空间的巨大需求。而对其后续惩处乏力，也让相关参与者有恃无恐，各种正规、非正规的刊物也就“各显神通”。

“论文买卖市场”究竟有多大？

此前，有学者就曾披露，2007年我国买卖论文“产业”规模约为1.8亿元，到2009年，其规模已膨胀5.5倍，论文买卖的销售额近10亿元。根据报告提供的数据，全国学术期刊一年只能发表论文248万篇，而身负论文发表指标的人数达到1180万人，论文发表“市场”存在严重的“供需矛盾”。
这只是一家之言。但在这一数字背后，多少可以看到一个无奈而又明显的事实：曾经神圣的学术评价制度已经不那么神圣了。

只有paper（论文）？

“我们不自觉已进入这团混沌，正在被同化。”大学教师吴梓同说，“paper（论文）、paper还是paper，论文已让老师们惶惶不可终日。”
“学校新的职称评审规定征求意见稿要求发表在核心期刊的论文数量增加到了10篇，如果有20万以上的科研经费，可以减少到8篇。而原来，这个指标还是5篇。”让吴梓同不解的是，高校作为一个权威的学术机构，自己竟然没有学术鉴别能力。
郑杰是一位副主任医师，也是我国腹腔镜手术的第一批实践者。让他觉得奇怪的是，“衡量我们水平的标准不是手术做了多少，也不是治好了多少患者，而是论文发表的数量到底够了没有。这是个硬指标，你手术技术再好也不行！”
“最不可思议的是，这种做法中隐含着一种奇怪的逻辑，就是把期刊社的编辑当成了评判学业和学术水准的权威。”周国平表示。
吴梓同认为，即便强调所谓“论文引用率”，也不是能天然成为衡量学术水平的标准，因为同样存在造假的事实。做学术到底为了什么？仅仅为了发文章吗？如果说过去我们论文发表数量不多，这个政策有一个引领作用。但在今天，当论文泛滥的时候，这个宽泛的指标系统究竟还有没有存在的价值？
“应当说，加入论文因素，是对过去不规范的职称评审的一个修正。起码，有了一个客观依据。但这依然改变不了现在职称评审中以行政为主导的现状，它仍非一个专业的学术管理体制。只看数量，在哪儿发表，而对论文的真实性和学术性则没有了专业水平的鉴定。”储朝晖说。

认“人”？认“钱”？认“文”？

高度一体化的学术评价体系，对学术刊物版面的巨大需求，制造了独特的供给能力。这种以论文量来衡量学术水平的现象正一步步泛化。
早在2009年发布的研究中就显示：论文交易网站选题涉及范围广，文、艺、理、工、商、法、医无所不包；经营业务流程完整，包含论文写作、论文发表、论文检索；在所属行业或群体设联络员，引荐推广，收取加盟费用。
“如此一来，抄袭的论文、买卖版面发表的论文、雇人完成的论文，甚至粘贴的垃圾论文也都堂而皇之地变成了一些人的科研成果。至于论文写的是什么，在专业领域水平如何，评聘小组根本不予顾及，这样的评聘能保证真实性、客观性和公正性吗？”
已奔50，还是中教一级的兰州某中学教师马得清只能自我安慰：“无所谓了，就那么回事。让自己沉入教学和写作，也就安心了。”
“国内一些期刊编辑水平有限，上稿压力却很大，也缺少专家委员会把关，因此把‘文责自负’等推卸责任的语言放在封底，这是彻底的不负责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程方平说。
还有两年，年轻的杨新就要开始评副教授了。在入校培训的第一天，他就从人事处那里听到论文、课题的重要性，因此不敢怠慢。
“从讲师到副教授，按学校规定，至少需要1部专著，3篇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或全国中文核心期刊等收录的论文，同时须承担教学科研项目两项，其中主持纵向项目（含国家各部委及省级政府正式委托项目）1项，或主持到校经费20万元（理工科）、10万元（人文社科）的横向项目。但听说，现在是水涨船高，很多都不止3篇了，7、8篇，甚至10来篇都有。有些申报的课题数也不止两个。”这让杨新的压力陡然增加，但他还是希望用自己最好的学术成果去冲击。
而他等来的却是索取费用的电话。“一篇五六千字的论文，要四五千元，甚至上万元！这简直是一种侮辱！看看现在的所谓学术期刊，一个月一期，厚厚的一本，这哪是学术，明明是花钱买垃圾！”杨新愤愤地说，“发表论文，一些期刊认‘人’，认‘钱’，就是不认‘文’！这已不是什么潜规则，差不多就是明规则。”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农田里西瓜越种越多，但允许卖瓜的人就那么几个。而衡量标准不是瓜甜不甜，而是瓜有没有卖出去，当中自然会出现种种乱象，可能好瓜烂在地里，不熟的倒卖了。”某学刊副总编辑沈飞形象地说。
于是乎，大家见怪不怪。
“期刊上充斥着花钱发表的、专为学业通过和职称评定而写的所谓论文，出版社出版了大量花钱、专为职称评定而写的所谓专著。其中许多质量低下，永远无人阅读，又有什么奇怪呢？如此劳民伤财地生产出许多学术垃圾，其价值仅是维持现有学业和学术评价机制的运转，岂非一件荒谬的事？大学本应是学术权威机构，竟在学术问题上如此谦卑地仰视出版机构，真是奇闻。”周国平也只能一笑了之。

伤害了谁？

储朝晖给自己立个规矩：需要版面费的，一分不交。他清楚，一份期刊必须要有撑得起台面的文章，哪怕机会微乎其微，他也要用自己的实力去争取。
这种坚持，让他得到了认可。
沈飞说，杂志社并不是每篇都收钱，大概是三三制，三分之一是名家稿，不但不收钱，还会开很高的稿费。三分之一是比较弱的稿，是收费的。有的论文写得并不差，但由于种种原因就是发不出去、或者着急发表，也会收费。收费标准跟杂志的层次有关：一般杂志按页收费，每页700元到800元不等，一篇论文大概2000元到3000元。某些层次比较低的杂志，一篇就1000多元。
“国外知名期刊有一部分是收费的，主要目的是涵盖成本，同时，不依附于财团等机构，以期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沈飞告诉记者，这些期刊会在“投稿须知”里讲清楚，也会有所区分。例如有的杂志对发展中国家学者不收费；有些期刊鼓励言简意赅的文章，会规定论文超过三页者收取版面费；有些期刊黑白页面不收费，但彩色图表收费。也有很多国外期刊并不收费，他们主要通过数据库出售以平衡成本。很少有期刊会以收费牟利。
但在他看来，收版面费也许不完全是坏事。“打个比方，重点杂志、核心期刊就像是‘高端俱乐部’，年轻作者很难进去。一些年轻作者没有门路、没有知名度，但他们的功底并不差，他们通过交版面费发表稿件确实慢慢进入大众的视野。另一方面，编辑在编发收版面费的稿件往往更认真。我觉得，如果能给予规范化管理，也能避免暗地里的权力寻租。”
可在现实中，收取版面费的期刊走上的却是一条“敛财”之路。规范又从何谈起？
杨新有着与储朝晖一样的倔强和坚持。但在这样的环境下，同样的结果能否落在杨新身上？他无法推测今后的论文发表之路究竟会怎样。“论文和职称挂钩，而职称牵扯的东西又太多了：工资、房补，还有许多看不到的利益。”但这样一种晋升之路，对一个普通的教师来说，太难了。比如，在学校，要申报课题，有副教授头衔的才可以有资格审请。一切好事，现在还都不与自己沾边。他还要背负论文的重担，一点一点往上爬。
教育部近期出台了《关于对学位论文作假行为的暂行处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被称为“史上最严厉”，其中规定：出现论文作假的学生将被取消学位申请资格或撤销学位，3年内不得再申请学位，已通过答辩的学位论文也不能“幸免”。社会中介组织、互联网站和个人，组织或者参与学位论文买卖、代写的，由有关主管机关依法查处。
“但愿这个规定还能继续往前延伸。”杨新说，这里还只是针对学生，而“学生论文作假，与老师花钱刊登论文相比，在能否反映真实学术水平这点上，其实两者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用各种量化指标衡量教师的优劣，决定地位的高下，暂且不去说更糟糕的权力腐败的因素。在这种体制下，教师素质的平庸化是一般趋势，还有多少人能够充满想象力地去探索知识，并且以此影响学生？”周国平表示，“更严重的后果是，在劣胜优汰的机制下，我们的教师队伍正在发生可怕的蜕变，长此以往，真会耽误我们的学生，毁掉我们的教育”。
（来源：2012-08-28 光明日报 记者 靳晓燕 姚晓丹 谢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