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生产更多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是出版繁荣、学术繁荣、文化繁荣的重要标志。这个标志不是虚的，要靠一套一套的丛书，一本一本有影响的学术著作去支撑。要把出版高水平的学术著作作为出版界落实中央部署、落实十七届六中全会要求的一个具体举措，作为出版社安身立命乃至于争夺世界话语权的基础性重要工作去做。胡绳同志在任人民出版社社长和多次谈话中说，一个国家的出版要有门槛，如果我们把门槛放低，学术风气会变坏。现在已经到了认真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

在某高校的一个会议上，两位在国内颇有名气的教授见面了，之间有一段对话。一个说：“现在的学术出版物，90%都是不用看的。”另一个迟疑了一下说：“哦，60%，60%吧。”前者说：“那是因为你是图书馆馆长，作为馆长，你不能说我只买10%的书，你要买40%的书。而我是看书的人，而且我管研究院，要为研究院买书，我只买10%的书。”
无论是一九开还是四六开，“学术著作出版让人感到失望”的情绪，当下正在学界、出版界弥漫。“我们出的相当一部分所谓学术著作，说实话，都是我们不想出的，但因为它带着补贴，还是出了。何况，你不要这书稿，有的社要，钱让人家挣去了。作为企业，无奈呀！”一位社长感叹。
“不是出书难，而是学术著作出版这件事很难！”一位出版社总编辑的这句话，说的是实情：在出版社有生存压力的时候，是抬抬手，让水平较差却带着钱的选题入选，还是坚守质量标准，不被人情、关系、经济利益左右，确实不是件容易事。

门槛低了，乱象丛生，有的出版社沦为“二流堂”、“三流社”

曾经，学术著作出版确实难。大多数学术著作印数少，又受图书低定价限制，出版后几乎没有利润。但学术出版体现了出版的深度和厚重度，是一个出版社担当社会责任和塑造品牌的必然选择。所以，尽管学术著作出版要用自己的利润来补贴，一些出版社还是优中选优，始终坚持追求。有的出版社、集团还设立专项基金扶持优秀学术著作出版，如“重庆出版集团(社)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山东科技出版社的“泰山出版基金”等等。这样一来，在“钱紧”的那些年，还确实出了不少优秀的学术著作。
这种情况，大概延续到本世纪初。
如今不同了。随着国家对科技、文化、教育的空前重视，学术活动的日益活跃，特别是近年来国家出版基金的设立，加大了对学术出版的扶持力度，客观而言，近年来，优秀的原创的学术著作还是不少的。对于优秀的富有创见的学术著作，出版社依然趋之若鹜。“常常是商务、中华、北大、三联……我们好几家出版社去争夺一部书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社长贺耀敏坦言。
但这种现象毕竟不太多见。更为常见的情况是，一位学者要出书，只要带着出版补贴，在一些出版社那儿，就“出书全不费工夫”了。于是，学术著作出版鱼龙混杂，结果是出版社出书“不差钱”，想出书的人也“不差钱”，但出版的学术著作却“差了学术”。
对当前我国学术著作出版现状，比较主流的评价是：层次较低，规模较小，影响不大，学术出版在中国出版产业中还没有占据重要的位置。学术著作中，对整个社会具有重大影响的，对某一学术问题具有突破意义、带动学科发展的，回答重大现实问题的著作，就整体而言，还属于凤毛麟角。
重庆出版集团总编辑陈兴芜对当前学术著作出版中的问题作了概括：迎合并取悦大众阅读的关涉学术的各种演义戏说喧嚣上市，导致学术失信和误导读者；学术研究和写作方面，缺乏实用性和创造性的研究成果及论文并不乏见，学术抄袭、学术造假、论文买卖时有发生，学术出版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受到挑战。
商务印书馆学术出版中心哲社室主任李霞进一步指出：学术著作出版的问题还表现为出版体例不规范，学术著作浅俗化、肢解化，有的学术著作论述缺乏基本学术思维，对学界和社会造成很坏影响。另外，一些依托学位论文、课题为原本的书，没有进行书籍形态的转换，比较粗糙。
对当下的学术著作出版，北京万圣书园总经理刘苏里的表述是“情况堪忧”。他说，多年来，学术著作出版原创不足，有创见的更少；年轻一代学者还跟不上来；国外学术著作翻译的译文质量有待提高；类别分布不均等问题相当普遍，甚至呈现积重难返之势。
乱象纷繁，一言以蔽之：有“钱”开路，出版社选择选题时，学术水平的“门槛”低了，一些本来在学术出版中有所建树的出版社，如今也成了“二流堂”、“三流社”。

评价体系的问题，助长了学术、出版的粗制滥造

造成学术著作出版乱象的原因，不能笼统地归咎于浮躁的社会大环境。受访者批评的矛头，首指当下学术、出版评价体系中的问题。他们指出，由于社会转型期急功近利浮躁之风盛行，学术研究也不能独善其身。现行的学术评价体制和学术激励机制存在问题，通常以论文和著作数量多少为衡量标准，研究人员争取项目时花费精力大，拿到项目后下的工夫少，导致不少论著“水分”大，缺乏含金量和独创性。出版社的考核也存在重量不重质的取向，经济效益指标和发稿量指标，相较于书稿质量指标权重更大，导致片面追求市场效应，放弃对学术著作严谨、创新的追求，从而降低了学术著作的出版质量。
中华书局副总编辑顾青指出，当下，学术界的评价机制已经偏离了对内容的审查和评价，更多地关注数量。他指出，人文社科学术著作出版处在出版业高端，是一个民族的精英在这一领域的原创成果、思想文化的贡献，这一类著作的出版，在学界和出版界都应有严格的评价和遴选机制。在科研经费不充足、出版能力不强的时候，我们对学术著作选题的评价和遴选还是相对比较严格的，出版的门槛并不低。现在，这两个机制的功能被弱化了，这既有社会风气的影响，也有制度设计的原因。
同时，严肃的学术批评日趋式微，“相互提携”之风盛行，导致学术界自清自律能力严重下降，也为学术著作出版乱象推波助澜，招致有识之士的激烈批评。
站在学术著作出版之外的刘苏里，多年来与学术著作“亲密接触”，他的批评一针见血：造成“乱象”的原因还用说吗？是急功近利、沽名钓誉习气在学术思想类图书生产上的反映而已，是劣币驱除良币、不奖励优异制度设计社会状态的缩影，是蔑视文化建设的必然结果。

借鉴他山之石，建立奖惩制度，把一流出版社信誉与机会留给优秀学术著作

社长、总编辑们在接受采访时指出，国外学术出版为我们提供了借鉴。专业化和高品质是西方学术出版的基本取向，不少出版社都有相当严格的评审制度，他们依托大学，由业内专业研究者组成评审委员会。很多出版社的学术出版往往有大学和基金会的资助。学术著作出版集中在一些优秀的品牌出版社、大型的学术出版机构。一些出版社规模虽然小，但是在某一类学术出版上却是大名鼎鼎。许多大学出版社在学术出版中更是建树颇丰。
贺耀敏指出，“国外很多著名的出版社，都是以学术著作出版安身立命的，像麦格劳希尔、艾思维尔，以及现在和我们合作的圣智集团，它以出版专业参考书为自豪。哈佛大学出版社一年出书不到100种，但它的图书品质相当好。”
参观过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刘苏里，也走访过美国最著名的书店，他的观感是：学术思想类图书分类之详尽、涉题之细密，令人叹为观止。
专家学者们对改变目前学术著作出版状况发表了意见。最集中的意见是，从基础做起，从国家层面改革人才评价、学术评价体制和激励机制，营造重视学术写作和出版的良好氛围。
其次，制定相关的财税政策，加大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学术出版的力度。出版社也要根据自身实际制定相应的学术出版激励政策。
第三，要加强科研经费使用的科学管理，改变出版补贴、资助办法。有学者建议，科研经费的使用应强化科学管理，用于出版补贴，应有学术共同体的推荐，以确保选题具有出版价值。同时实行出版资金倒推追加奖惩(补贴)的办法，即学术著作出版后，获得学术界优秀评价的，作者和出版社可以得到追加补贴；如果评价不高，甚至获得一致批评，则应该收回补贴，甚至处罚。出精品书可以名利双收，出劣质书就声名狼藉，这对出版社是一个很好的导向。
第四，增强学术著作出版精品意识。顾青认为学术著作坚持出精品，优秀出版社应有更多担当与自觉。要把一流的出版社信誉与机会留给优秀的学术著作，通过吸纳一流学术成果，形成出版社自身的品牌，担当起时代文化思想积累的责任。
第五，建立严格的奖惩制度。刘苏里认为，眼下能做的，是建立学术思想类图书出版的匿名审稿制度，是建立对抄袭者实施严厉处罚的制度，是建立公开、权威的此类图书评价、奖励制度。有业内人士认为，实行出版资金倒推追加奖惩(补贴)是个好办法，为加大落实力度，不妨作为一项奖惩制度实施。(记者 庄 建)
（来源：2012-03-19 新华网-光明日报）